中国文字乃上古先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法效自然的产物，因此它是具体事物的抽象，然此抽象中又有所指物的具象成分，当这些文字聚集在一起时，两种意义便呈现，一是陈述性，二是抒情性，书法的概念即指后者。

  就书法章法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万物抽象后的指代者——文字，被搬到了纸面上，纸成了世界、成了国土，文字成了山川河流、芸芸众生、花草鱼虫，而书写者便是纸上江山的君王。君王需要完好地安顿好诸物从而统领一纸河山，如何做到？这就是古往今来圣贤们倾毕生之力孜孜以求的天地秩序。“秩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先哲所谓“道”的概念正是这种“秩序”如何达到井然状态的高度概括，即遵循“秩序”的规律，让万事万物互为依存，安然相处，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均衡。因此，书法章法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探讨“秩序”的生成原理，就是黑白阴阳的均衡，尽管不同书体、风貌所侧重的方面不同，然动静、轻重、黑白、大小、长短、奇正、远近、浓淡、疏密等概念都与之密切相关。书法艺术作为视觉感知上的经验判断，它的“均衡”法则与标准是模糊的，更多是的来自心理的暗示，而不是黑白的等同，有想象的成分和弦外之音充斥其间，对前人经验借鉴与文化精神领悟得多与深，决定各自的尺度评判。

  当前在探讨章法生成原理时，我们有很多既有成果可以借鉴，如中国哲学的阴阳观、文学的篇章结构论、兵家的形势论、音乐的乐章节奏说、中西画的构图透视论等等，都启示我们对此思考，但难度在于你不是哲人、不是文学家、不是军事家、不是音乐家，也不是画家，个中之人，其间三昧仅靠这些隐喻意会就想参悟并运用于书法实践，难免隔靴搔痒，飘忽不定，心中若有得，四顾终茫然。因此，抛开章法生成诸多繁杂的理论指引，寻求直指本心的手段，意义尤为重大。

  让我们仰望一下古人。

  格物致知，洞悉形势，是古人章法生成的祈尚。尽管古人对章法问题的思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多是隐喻性的，然而通过其书论与作品，我们能感受到其对“形势”概念的强调与把控。古人所说的“形势”是由“形”与“势”组成，其中“形”是器，包含笔法和字法两个方面，相对静态，是毛笔在无损其功能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表达点画与结字的精准形态；“势”是道，包含笔势和体势两个方面，相对动态，强调笔画前后之间的过渡顺承和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欹侧呼应。“形”与“势”二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互生发，“形”决定“势”，“势”制约“形”，蔡邕在《九势》中指出：“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可作“形”与“势”关系的注脚。

  “形”“势”之间是否和谐统一，是判断一幅作品包括章法在内好坏的标准。也就是说“形”虽为静态，然它“象”的属性，却蕴含了“势”的初始，一旦这些“形”与“形”在“势”的统帅之下发生联系，个体生命得以生机勃发，此为“得势”，“得势”之时，势如破竹，一切顺理成章；反之，情怠手阑，则势脉中落，便为“失势”，如何预防这种局面出现，欧阳询在《传授诀》中云：“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斯为良言，实不可避时，如何调整思绪和笔势，进入良性循环，从而挽回败局，扭转乾坤，则是关键。由此看来，古人成功的作品章法皆与“得势”相关，即做到了有利于“势”的环环相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孙过庭说：“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王世贞在《法书苑》中说：“字体各有管束，一字管二字，二字管在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二行，二行管三地，如此管一纸。”而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中说：“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由此，我们判断古人对章法生成的理解是具体的点画、结字道理的延伸与扩展，解决好这些问题，章法的一切便可随之应运而生。因此，古人重视从“形”的角度出发，从点画的起始做起，注重笔法、字法环节，把握“势”的萌生与源头，良好的开端便是成功的一半，做好点画的形，产生良好的笔势，构筑完满的字势，形成流畅的体势，如此笔笔映带，字字相生，势来不可遏，势去不可止，如庖丁解牛，神遇迹化，合于桑林之舞，往往邂逅于不期然，通篇章法自然势态均衡，贯通无碍。

  可见见微知著，依势而为，月到风来，水到渠成是古人对章法问题思考的主要思路。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古人对章法生成原理的思索，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尽管“意在笔先”的理念早已彰显了他们创作上的自觉，然而书写性的认知妨碍了其章法课题的深入思考，笔法、字法的意义大于通篇布局，而帮助他们完成章法建构的主旨是“理”、是“道”，是在文化精神驱使下贯通全篇，如果对此缺少领悟，便很难得其大要。

  时至当下，书法的实用性功能几近殆失，作为独立的门类跻身视觉艺术之列。对于章法问题，不再拘于传统文化精神以及实用性的约束，它的可能性包括其他艺术学科、视觉美学、形式构成原理的广泛借鉴以及传统优良程式的多维理解，让章法的探索前景变得更为辽阔，我们这个时代超越前人的可能在此，因为书法的独立性意义，因为传统观念外延的扩大乃至颠覆可能。

（作者杨涛，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