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毫无悬念地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37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5000年前中国长江下游一个早期国家的中心所在，良渚以其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分明的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实证了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明发展的高度成就，更成为探讨整个东亚地区早期国家复杂化程度的样本。

　　80多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从各个环节支撑并完善了良渚遗址的文化价值。关于良渚水利系统的最新考古发现也包含在申遗文本中。从2009年考古人员发现彭公岗公岭水坝起，古城外围治水系统的调查与发现就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目前的证据显示，良渚先民在古城建设之初，就有极其智慧的通盘考虑，在这一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兴建了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水利体系，具有防洪、农田灌溉和运输等综合功能。先民们大约治理了50多平方公里的流域，使王城外围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受益。良渚水利系统显示了当时国家在动员社会力量建设大规模公共事业时的超强组织能力。得益于这项宏伟的水利系统，周边的土地成为稻作良田，从而使良渚文明繁盛近千年，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良渚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智慧在这一水利工程中随处可见。比如建造古城所需的石材、木材、竹材都来自与上游堤坝相连的深山。他们通过不同层级的水坝把水位抬高，然后把石材、木材、竹材等放到水里，通过翻坝的形式运下山来，再通过附近的河网运输到古城周边，供筑城使用。在部分坝体的关键位置，良渚先民采用“草裹泥包”的方式堆垒加固，这种工艺类似现代人抗洪时用草包或编织袋装土筑坝，不仅增加了坝体抗拉强度，让水坝不易崩塌，而且加快了堆筑速度。

　　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水，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宗教信仰、科技革新都会体现在水的利用与管理中，当然也在各类文化遗产中有所呈现。中外的水利工程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屡次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青睐。在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中，都江堰、大运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等包含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们治水的经验。比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与梯田相关的灌溉体系遍布整个山区。红河流域属于低纬度亚热带高原型湿润季风气候区，雨季较长，降水量大，并不存在缺水的问题，其灌溉系统主要侧重于解决水量的分配。数量庞大的小型沟渠将水流从山顶的森林引入下方的村寨和梯田，形成一套遍布山区和梯田的灵活水网。

　　干旱的沙漠环境要求开发地下水并减少水在运输过程中的蒸发；季风气候要求某些岛屿有良好的蓄水设施来平衡不同季节和地区的水量差异；高山则需要发展出渡槽、隧洞等渠道技术来拟合地势高差，保证水资源长距离调配……总之，独特的地形和气候要求人们选择与环境相适应的水利模式。代表欧洲灌溉技术的案例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数量较多，近年来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案例数量也在增加。

　　以中东为例，近些年有两项水利系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项是阿夫拉贾灌溉体系。它是在中东地区极端干旱环境下产生的，整个灌溉体系的原理看起来并不复杂，先采取堤坝截流、山泉引水、打井等不同方式来获取水资源，再通过较长距离的主干渠引水到村镇，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分配，用于生活或农业灌溉。还有一项是坎儿井，主要用于沙漠地区地下水的收集和输送，在中亚分布广泛，在新疆境内也很常见。坎儿井的重要渠道设施基本于地下开凿而成，利用水源地到用水地的自然高差，挖出不同梯度的隧道来分层送水。

　　荷兰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有多项与水有关，不过他们需要和谐相处的是海水——既有填海造田的斯霍克兰农业景观，也有井然有序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带，还有为防止海水倒灌而使用蒸汽作为水利管理动力的最早泵站和为减少海风侵蚀而建造的堤防风车群……

　　“自然资源的利用”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鼓励申报的主题，记录不同时期“科技发展”的遗产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水利系统可以说同时符合这两种需求。至少从良渚文明起，中国人就在广阔大地上开始了各种水利实践，春秋战国时的灵渠、郑国渠等水利工程已经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而像宁夏引黄古灌区、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等灌溉遗产的重要性也正逐渐被认识。它们都是古老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在今后的申遗中给予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