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生长于中国，影响在世界。唐宋以来，书院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逐渐在国外落地生根，对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中华文明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进而推进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向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本期《光明视野·智库答问》邀请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的四位专家学者，就“中国书院与亚洲文明”进行对话。
本期嘉宾:
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邓洪波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教授 丁淳佑
日本福冈教育大学教授 鹤成久章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前讲师 戴彼得
书院在亚洲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光明智库：诞生于中国的书院，在历史流转中逐渐走出国门。网友们很关心，书院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如何？海外书院呈现出哪些特点？
邓洪波：书院在海外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东亚、东南亚这一传统的汉字儒家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903所书院。日本书院也有百余所。越南的富江书院，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南华书院、陈氏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养正书院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的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书院也可以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走出国门的书院，和中国本土的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如韩国书院注重祭祀，日本书院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在西方国家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它的建立则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和形式同中国本土书院的差别更大一些。
丁淳佑：书院是推进性理学在朝鲜王国发展、普及的最重要的私学教育机构。朝鲜的乡村社会虽然有作为官学的乡校存在，但中期以后，乡校的教育活动已经名存实亡。而书院以及相当于初中等教育机构的书堂，则成为朝鲜中期以后培养地方士林势力的重要空间。1543年，丰基郡守周世鹏设立白云洞书院，是为韩国书院之嚆矢。这个书院所依据的模式是中国的白鹿洞书院。白云洞书院于1550年获朝廷赐额绍修书院，成为了朝鲜半岛最早的赐额书院。之后，书院便成为了推进性理学在朝鲜社会扎根、本土化的最为重要的教育机构。
鹤成久章：近代以前的日本，无论社会制度还是文化形态，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国很大的影响，学校制度亦不例外。中国的书院制度传入日本，则是江户时代的事情。日本最早建立的书院，是中江藤树的藤树书院，这是以儒学讲授为主要目的的私塾。进入江户时代后半期，以书院为名的学校、以儒学教育为中心的机构不断增多，但几乎都是在个人住宅中开设的私塾。这时，日本人的汉文学习迎来最兴盛的时期，儒学学习的规模之庞大前所未有。喜好儒学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十分广泛，有关书院制度的知识亦不断丰富，当时的教育机构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在各个方面都吸取了书院的制度和精神。
戴彼得：书院是东亚独特的教育组织模式。从时间上看，中国书院的兴起时间要早于西方大学。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持续办学至今的大学是位于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建于859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建于1088年。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意大利的帕多瓦、那不勒斯和马切拉塔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巴利亚多利德和马德里大学，以及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都集中建立于11世纪至13世纪。而中国的书院至少在8世纪就已经诞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后仍然存续至今，在亚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书院制度对韩国日本影响深远
光明智库：中国书院制度与文化传播到朝鲜王国、日本等国家后，在当地如何演化、变迁？
邓洪波：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朝鲜半岛和日本处于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书院制度的移植始于明代，第一站是朝鲜半岛。朝鲜王国的书院在其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首先，与以教学为主的中国书院不同，朝鲜书院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的双重使命，甚至奉祀先贤比教学更为重要。其次，与中国以学术贡献为唯一或主要标准不同，朝鲜书院奉祀对象兼及各类有成就者，共有1300余人。再次，书院讲学以朱子学派为宗主，对当时盛行于中国的阳明心学、乾嘉汉学基本采取排斥的态度，学术上有着相对的保守性。最后，书院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经济势力强大，拥有大量院田、院奴。这既造就了书院的昌盛，也成为后来书院被撤废的主要原因。
书院也传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但不同于“国家文物典章悉仿中朝”的朝鲜王国，日本并未全面推行书院制度。最初，日本“书院”指一种建筑样式，又叫作“书院造”。到江户时代，随着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中国“书院”的概念才在学者中流传。明治维新之后，书院作为学校淡出历史，但此前出现的作为出版机构的20余所书院活跃起来，成为传播新知识的重要机构，很多至今还在出版图书。而随着留学东瀛成为时尚，书院又成为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
丁淳佑：韩国的书院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传承至今。16世纪可以说是“书院的胎动期”。这一时期是书院教育功能最为坚实的时期，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顺兴的绍修书院，咸阳的南溪书院，永川的临皋书院，海州的文献书院等陆续获赐额。各书院皆以朱子白鹿洞学规为其教育理念。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是“书院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建立书院约200余所，根据不同学派和师承关系，这些书院出现了多样的学术性分化。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是“书院的滥设期”。滥设现象导致了赋税、军役等诸多方面社会问题和弊端的出现，因此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书院禁压政策。近代化以来，曾经有一个时期，书院被认为是党争的大本营而饱受批判。当今时代，书院所代表的儒教的传统普遍伦理得到了新的解读。
鹤成久章：中国的书院制度对于江户时代日本教学制度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学规》）的广泛流行。其主要原因在于，江户幕府为了鼓励朱子学，从各地藩校至教授儒学的众多私塾，都是以学生具备朱子学的教养为目的。此外，因为日本没有采纳科举制度，相比立身出世，学问的目的更强调自己的修养（“为己之学”），在此意义上，《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最好的教材。直至目前，仍有学校在日常的教育中让学生学习《白鹿洞书院揭示》。
期待东亚各国联手保护书院文明
光明智库：目前，还存在书院的国家有哪些，这些国家的书院保护和运转状况如何？
邓洪波：今天，中国、朝鲜、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都有书院存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共有新建实体书院591所、网络虚拟书院百余所，修复、重建传统书院674所。据保守估计，今日国内各种形式的书院总数在3000所以上，已经超过明代，呈现辉煌之势。
当代书院要获得社会认同与发展，其关键在于，它不能远离社会，要面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书院的主持者们要学习朱熹、王阳明等学术大师，要有广博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强烈的使命感，要有为社会伦常与主流价值体系建构发挥功用的气魄。也就是说，书院要带着新的切实可行的理论，才能重新进入主流社会。
丁淳佑：韩国是儒家文化保存完善的国家。截至2011年8月，朝鲜半岛保存、管理书院共701所（韩国637所，朝鲜64所）。各重点大学都在进行儒学的深度研究，全国范围内的书院学会也早已成立，并在持续发展运营。时至今日，儒林主导下的春秋祭享仪式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现在，韩国书院正在通过多方努力，恢复中断的书院讲学功能。在传统意义上，韩国书院以祭享功能为中心，而现在书院的中心则在向讲学功能转移。关于这一点，陶山书院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陶山书院设立了一个叫作“儒生文化修炼院”的机构，以全国公民为对象，积极开展人性教育和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鹤成久章：以书院为名的设施中，藤树书院在历史、学术上的重要价值被广为认可，根据《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第109条）而成为国家史迹。近年来，日本各个领域都在选取“日本遗产”加以保存、宣扬，其中就有“近世日本的教育遗产群——学问之心·礼节的本源”，包含弘道馆（国家特别史迹）、足利学校遗迹（国家史迹）、闲谷学校（国家特别史迹、国宝·重要文化财）、咸宜园迹（国家史迹）等学校。另外，期待东亚各国携手共同保护受书院文化影响的史迹，作为“东亚教育遗产群”，这是我们想努力尝试推动的。
书院对现代教育有很多启发意义
光明智库：作为一个载体，书院在过去千百年的岁月中，为中华文化乃至亚洲文化的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时至当下，书院在哪些方面可以继续为亚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发挥有益作用？
邓洪波：书院是东方精神资源的宝库，它可以为当代学术建设提供经验，其中，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担当这三点尤其值得重视。学术创新既是书院的精神内核，也是书院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而文化传承和社会担当使得学术创新同时具有历史与现实的视野，可以保证学术创新在兼顾传统和现代的正确轨道上进行。
现代书院的发展既要传承千百年来书院追求学术独立、自主研究，注重人性修养、学行并重、师生情笃的精神，还需有文化的自觉、自信与担当，要有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以发扬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
此外，我们应坚持传统与现代并重，既取欧美西学之长处，又重视经典，善用中学之精华，这样才能保持书院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久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
丁淳佑：在信息化时代，韩国的规范教育暴露出最为深刻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非人性化现象。学校教育的不足需要有一个解决方案。
书院的儒生们所警惕的是教育和学问沦落为某种工具性手段。在他们看来，所谓教育，就是教授发现“真我”之路的过程，而追求的最终境地是圣人。作为书院根本理念的工夫论，其核心正是发现“真我”的过程，书院则是追求这种学问的最佳空间。
书院所讲求的儒学工夫论蕴含着对如何引导社会“公共之善”的原理性探索，这对于现代教育有很多启示。
鹤成久章：从现代的视角来看，我们应当发扬的书院文化的长处是：书院中孕育的学问自由的传统，以及支撑这种精神的、称作“讲学”的学问方法。
现在的日本，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干涉越来越多。中国传统书院是民间筹款建立，依靠书院田产而独立运营，如果日本像此一样能够以独立预算而运转的大学越来越多，才能实现真正的学问自由。
书院教学活动中的“讲学”，是志同道合的人们自发地相互切磋，琢磨“为己之学”的学问方法。这种学问精神和方法，作为中国书院孕育的传统教育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今后的教育中予以发扬。
戴彼得：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际化越来越成为趋势。书院也不例外，国际化在带给这些古老机构新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例如，书院应该如何适应快速变化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以维持书院作为现代重要学术中心的地位？
要继续思考如何在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同时保持书院的独特性和丰富的传统。如岳麓书院长久以来宣扬的“传道济民”精神，促使我们反省自身学习的责任、意义和社会贡献。它提醒我们，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学”背后更广阔的价值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属于全体人类并贯穿于整个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