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英国作家毛姆在一年的中国之旅后，将58篇散记结集，以《在中国屏风上》为名出版。他用浅淡的平铺白描写法，描绘了他旅途所见的人、事、物，营造出一种印象画的时空感。当中的人物，大多没有具体的姓名，更像只是一种身份符号。大概对于他来说，这个真正踏上了的东方国度与自己心灵的关系，仍像他在欧洲的居室里所看到的中国屏风中的景色那样，平面、无声、遥远。

  在中国外销品当中，屏风是一种不容忽略的品种。它是典型的东方风情的象征物，又是极好的、体现品质生活的装饰品，还有着能灵活机动地隔断等实用功能，所以在18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风”中，它吸引了许多目光。

似断实续的空间营造含蓄氛围

中式屏风成为欧洲爆款

  有评论者言：屏风表面的山山水水指引我们关注屏风之后的世界，换句话说，遮蔽的世界正是叙述者力图彰显的世界。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令屏风本身成为一种带有强烈神秘气息和暗示意味的室内装饰。而在十七八世纪法国等国以宫廷、贵族为主导的审美大环境下，隐晦、含蓄的信息传递手法在社交场上被视为得体，且具有很强技术性的事。屏风恰好提供了一种似断实续的空间格局，造成了一种适合的交际氛围。

  荷兰学者高罗佩曾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漆屏风》，向西方读者介绍这一极具东方情趣的物品。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火爆一时的电视连续剧《狄仁杰断案传奇》就是根据这位荷兰人长达140万字的小说《狄公全传》改编的。当中就有一个系列——《四漆屏》，以中国屏风为线索，讲述一个传奇的断案故事。在高罗佩的笔下，狄仁杰这位“东方的福尔摩斯”与作为神秘之物、且是真相与表观之间那道忽隐忽现的隔断的屏风，构成了他想象中的大唐盛世中极富张力的艺术图景。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使用“神州”一词形容当时的中国，之后，西方人便开始对中国这个国度赋予神秘的色彩。中国式屏风在17世纪即已进入欧洲。根据现在可知的资料文献，约在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广州输出了三船货物，“其中大多是当时流行的屏、橱、床等漆家具。”不过漆屏风大行其道还是要靠“中国风”的热烈吹拂。有学者指出，欧洲的“中国风”设计，是对亚洲原型的一种带有想象性的模仿，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形式上，模仿的痕迹都非常明显。如中国人物、建筑、塔等。在屏风这个小领域，也是一样，从开始的进口中国屏风，到后来的洛可可，新艺术风格屏风，艺术风格不断变换，但共通的元素和主题却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的屏风至迟起源于周代，历代有大量资料可以证明它们在人们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到了今天，借鉴传统屏风折叠样式的隔断，在机场、学校、商店等各种室内场所中都能见得到。不过在它们最初传到欧洲之时，可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用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起的。

  中国艺术的一个著名的爱好者，是蓬巴杜夫人。她从1745年与法王路易十五开始交往，直到1764年去世，一度成为欧洲宫廷、贵族妇女的时尚引领者和代言人，成为宫廷艺术的“带货王”。在她的私人收藏中，就有制作精良的中国屏风。今天，在不少反映那个时期室内活动的画作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式屏风的身影。巴黎康朋街的香奈儿公寓，据说至今仍保持着她1971年去世时的原貌。在极富个人风格的室内装潢中，多件十七八世纪的中式红木屏风，是非常醒目的陈设。

  写成了《巴黎圣母院》的法国大文豪雨果是另一位中国文化的热爱者。在他的故居中，大量中式工艺品挂满了墙壁，当中一些位置，镶嵌着髹漆的屏风构件。这是中国屏风在欧洲的另一种使用方式。

  学者何振纪指出，包括屏风在内的被销往欧洲的漆器大多是黑底描金的设计，金色的线条，或贴金、或泥金，“金色的图案纹样被装饰于黑色的漆底之上，显得格外华丽典雅，贵气逼人。”和许多外销家具一样，从广州销往欧洲的屏风，常“进入当地的工房被改造成顾主所需的样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些巨大的描金漆屏风，经常被拆解成一块一块用于家具装饰或室内装潢。”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些广产的黑漆描金屏风的共同特点是描绘的主题皆以中国的园林风景、人物故事为多。这类描绘不像单独的图案，可以任意分割成小图画随意地镶嵌于橱柜、门板、天花、墙壁之上，因而极受欢迎”。这大概算是一种具有时代感的创造性改造。类似的做法也常见于陶瓷等外销品中。

  瑞典皇室收藏一对约18世纪70年代描绘部分广州城风景的“漆底壁板”,这一对漆底壁板，应该曾是一扇屏风上的其中两块。屏风的几块壁板已经遗失，剩余的五块挂在瑞典卓宁霍姆宫中国宫的墙上。这对漆板展现了大部分广州城墙内的城市风光以及传统的地标建筑物；另外也展现了位于城西的广州十三行，甚至连其中通往珠江的台阶也被描绘出来。

  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黑漆描金龙舟图八围屏风”，描绘划龙舟的热闹场景。画面中共出现人物190余位，建筑30余座，船只10余艘，画工精细、层次分明、对比强烈，是广东外销漆器中的精品。而这么大且完整、流传有序的外销屏风，更是国内罕见。

  有学者指出，在清初十七世纪末，彩绘屏风由徽商经江淮运往沿海的福建与广东，再经由福建与广东出口，由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和很多当时的外销家具情况相似，木胎事先由订购地做好,再船运至广州，广州漆匠髹漆彩绘后再运回订购地。也就是说，广州工匠是这个销售流程当中加工工艺的重要一环，同时，广州又是最重要的出口口岸。

  有趣的是，在大家一般所知的欧洲本土中国风之外，广州外销屏风对美洲大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美洲很多地区被西班牙殖民，西方人称之为“新西班牙”地区。大约在16世纪末，中国式屏风已经抵达这一地区。它们是经由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从菲律宾马尼拉驶往美洲阿卡普尔科的。在大量的外销器物中，折叠屏风是小规模的常规货品。

  在这个市场中，日本的折叠屏风和中国屏风展开了竞争。德川家康在1607至1611年间就送给了新西班牙总督路易斯·德·贝拉斯科二世10件屏风。而中国和日本的屏风对欧洲殖民者和当地土著都造成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亚洲风尚开始流行。在这样的外来因素影响下，墨西哥本地出品的“墨西哥屏风”也逐渐发展起来。它们也采用了折叠的形式，且在划隔室内空间等使用方法上，与中日屏风是一样的，甚至还发展出在修道院、旅馆、监狱等地的本土化用法。

  墨西哥屏风有些在题材上直接模仿中国或日本，被称为“中国式”屏风。在一些传世品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中国人物、房屋、亭子、小船等元素。中国和日本绘画中非线性透视的技法，在当中也经常能够看到。

  总而言之，屏风这种东西，带着浓浓的东方味，凭借几许神秘、几分朦胧、几点优雅，征服了挑剔的欧美市场，并且将影响力扩展到自己品种领域之外，在设计、装饰等多个方面造成了碰撞和激荡。这应该就是作为精雅之物的艺术品应有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