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打着城镇化和申遗的旗号，我们看到有大量古村落和文化遗产被毁，确实让人痛心。为申遗，拆除真正的文化遗产；为城镇化，消灭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记忆。各地政府常说的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对文化误解最深的一句口号。把文化当作生财之道，把文化遗产当作立项圈地赚钱的噱头，是这句口号背后的真实含义。文化遗产不是那些造假的古建赝品，不是可胡编乱造的野史逸闻，它是弥漫于当地建筑与景观当中的一种内在文化精神，是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状态。这种文化精神的形成是复杂而缓慢的，需要漫长的成长期。
有数据显示，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已从18%提升到50%以上，城市人口增加了4亿人，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城市的大跃进从未有过。很多候鸟般的迁徙者，只能忍受着背井离乡的孤独，内心处于游牧状态。但很多城市与城镇，由于未注重对历史记忆和文脉的保存，城市成了钢筋水泥铸就的硬壳，困惑疏离、精神匮乏与心理焦虑成了很多居民的常态。这些城市难以给移居其中的人，以凝聚力和家园感，那些在城市中的孤独漫游，慢慢湮没了这些曾与古城、远山、炊烟产生和谐共振的心灵。
城市和文化遗产的关系不言而喻。所谓城市文化，核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那些著名城市也因它们独特的文化遗产而著名。说起古罗马，人们会想起那里的竞技场和帝国文化；说起古雅典，人们会说到那里的悲剧艺术和对自由价值的推崇。中国古代城市也是如此，盛唐长安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气象，明清苏杭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的气质。一座城市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个性，市民也就能共享这份集体记忆，它更能唤起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找到了历史和文化上的区别，也就找到了城市的形象；找到了市民的自豪和自信，也就找到了城市的活力。
从这些城市我们可看出，城市虽然是人们参与创造、构建而形成的居住地，但这种参与，并不意味着城市形态和结构可承受任何人主观意愿的干涉。我们今天居住的城市形态，大多是在并无整体规划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有着天然的历史记忆和大量文化遗产，它们并不是来自人们有意识的设计与规划。
如今，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规划，无法满足市民居住心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规划往往缺少天然历史记忆，更没有文化遗产可言。虽然城市环境是人为创造的，但不意味着人类可依造蓝图创造一个新城市。前几年，我去的澳大利亚堪培拉就是一例。这是一个完全靠人工规划创造的城市，虽是澳洲首都，但一到周末或晚上，就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空城。城市在“有历史感的创造”与“人为地强制规划”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城市生态进化中，有创新与变革，也有后退与失败，没有人能真正控制这种进化体系的运行与发展，更没有人能决定它的进程。正如爱伦堡在谈到巴黎的奇妙时所说，它是像树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好的城市形态也如同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无意识的历史进化。
城市也像植物一样，不能拔苗助长。城市在今天，不仅意味着要拥有摩天大厦和繁华市场，更应被看作是社会权利、历史文化最大限度的集中，它已成为文明的推手，将人类的文明经验不断演变为真实可感的符号。这种对城市多元性和独特性的认知，在当下内地仍是模糊的。
过去因狭隘的经济视角，在城镇化过程中，只关注钱财物，不但忽视了人与文化，更忽视了对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的关注。新一轮城镇化最重要的，首先是要还上这些历史欠债，才能真正化解那些积压太久的社会与城市问题。当城市建设和保护文化遗产遭遇矛盾时，城市建设显然应当让道，因为这些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没有“双赢”选择。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本身，就蕴藏着经济机遇。只有保护了这些文化遗产，人类才有心灵和文化之根，经济发展才有意义。
城镇化是中国一个漫长时期的历史任务，它是庞大的经济工程和文化工程，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观念的变革。实现一个诗意的中国，显然不能只靠诗意的手段，而要动员全社会的智慧与力量、凝聚各阶层的共识、运用更权威的法律手段，才能让诗意成为可能。不急功近利，不拔苗助长，这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