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良好发展局面。但总体上看，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一些地方的干部和老百姓反映，相较城市文化建设，农村文化建设调子喊得响，真正落地的还不多，既没有摸准老百姓喜好的脉搏，也脱离了农村实际。有些村屯，由于农民文化生活长期空白，邪教、赌博等等趁机占领了农村，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势必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中华农耕文明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农村的“根”和“魂”。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必须植根于农耕文明，发挥文化在乡村“三治”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注重突出“地方味”。清代赵翼《檐曝杂记》中有“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我国有2000多个县，近300万个村（屯），民族众多，乡村文化资源丰富。农村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历史资源，尊重地方习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持地方特色，加大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的力度，既要“送”，也要“种”，让农村文化充满“地方味”，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兴旺发达。

　　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古人常说，“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实践证明，完全依赖法律约束显然不能达到“万众一心”。唯有“文化”，共同的地缘、血缘、业缘、习俗形成的文化共识（乡规民约），才对村民有着巨大的心灵约束力。如农村“争地边矛盾”“婆媳矛盾”“不赡养老人”等问题，往往村规民约比民事诉讼效果更明显，既化解了矛盾，又维系了感情。

　　同时，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目前乡村文化设施、设备等硬件建设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些馆（站）建筑气派、设备齐全，但人才、产品等软件建设却还差强人意。发展农村文化，不仅是硬件的创建，更要紧的是要营造一种自觉自信自在的文化氛围，培养农村文化人才，理顺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否则场、馆、设备只能成摆设，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硬件与软件“一个都不能少”。

　　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历史进步并不笼统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传统道德，它只是否定那些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现实的传统道德，而那些历经不同时代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优秀道德观念和传统，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生命力，会随着时代进步而发扬光大。必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在发展运用现代文化关系的同时，汲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让中华优秀文化源远流长。

　　三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关系。空间上看，农村与城市相比，文化投入和发展水平差距巨大；主体上讲，农民与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工在文化生活上差别很大。城市作为文化要素的聚集地，不仅担负着为市民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功能，也有带动和辐射农村文化发展的重任。必须统筹城乡文化发展，运用好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资源、两个市场，打通连接的大动脉，使其相互流动、互相补充、共同发展。

　　晋朝潘岳著有《笙赋》，形容笙的声音“直而不居，曲而不兆，疏音简节，乐不及妙”。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正如笙一般，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妙如春雨，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