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地带作为十三朝古都京畿，为儒释道文化的互补和合提供了天然环境。从西周建都于终南山北麓，至秦汉、隋唐时期，是终南文化融汇儒、佛、道等各家学说，充分发展、并确立自己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时期。终南儒释道之互补和合，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终南山优越的地理位置、朝廷的政策基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民间的生产方式和民众的处世方式等方面，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兼容并蓄。

终南文化是以终南山地带独特的山水灵气和人文气质融会而成的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化，因丰、镐、咸阳、长安先后作为十三朝的首善之地，于是终南地域文化跃居为华夏文化的代名词，成为中华文化最主要的发祥地和集大成者之一。终南山地带作为十三朝古都京畿，为儒释道文化的互补和合提供了天然便利条件。

优越的地理位置

终南山绵延数百里，贯通中国东西南北。山势雄奇险峻，又静谧清幽，北麓是坦坦荡荡的八百里秦川，南麓则是清澈的汉江。在战国、秦末汉初和东汉末年，其南北麓的汉中和关中地区，是秦与楚、汉与楚、魏与蜀之间的久战之地。连年的战争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融合。终南北麓的沣京、镐京、咸阳、长安地区，自周、秦至隋唐时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封建统治者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逐步确立了终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地位，并使其不断兼容其他文化，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

从终南山主峰的翠华山北往50里，即可进入古长安政治中心，享受积极进取的仕宦文化，弘扬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浩然正气；南来返回，又可体味终南山静谧的隐逸文化，诠释佛教“四大皆空”、与世无争的和气，与道家“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清气。对于古代士子而言，如不居于都城，则归于山林。而终南山与长安城两相对望，交通便利，则是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在此处高调隐栖，以获取帝王的眷顾，不失为一条走上仕宦道路的“终南捷径”。终南山作为隐逸圣地，又紧邻权力中心帝都，优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条捷径具体的政治地理空间意义，一面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完美地结合，另一面又把政治道路与人生理想紧密连接。如果把长安文化看作是“宫廷文化”，代表着周秦汉唐各代皇权的威严和皇室的统治；把关中文化看作为“庭院文化”，是长安文化在周边地区的渗透、扩散和延伸；那么，终南文化无疑是一种恬淡平静、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后花园文化”，兼具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仕宦精神，和佛、道两家“穷则独善其身”的隐逸思想。故终南山所兼容的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也正是儒家之进与佛道之退在现实中的天然结合。

朝廷的政策基础

至秦汉以降，中国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确立，拉开终南山北麓十三朝古都政治文化的序幕。在汉代，道、儒两家分别以统治思想的身份，由终南山地带，传播至全国。汉初文帝选取黄老之“清静无为”而治，使得道学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大成者之一。汉初黄老道家之学，已吸收、容纳了儒墨等家之长，如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殊途同归，一致而百虑”的评述。汉宣帝时，主张“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记》），在政策上对各种学派兼容并蓄。至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开启此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的先声。而董仲舒本人不但大力倡导礼法、德行并用，且大量吸收墨家“兼爱”“尚同”理论。班固在《汉书》中评议：“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尊”（《五行志上》卷二十七上）。

西汉末，印度佛教东传，汉朝统治者认为其只是诸多道术和宗教中的一种，并未加以政策上的约束限制。汉魏晋时期，佛教为了自身发展，不但借用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且大量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并从依傍道家发展为补充道家。至隋唐，儒佛道文化空前繁荣，唐太宗李世民任命颜师古在长安订正《五经》，形成《五经定本》，授命孔颖达等经学家编订《五经正义》，并颁行全国。唐高宗时，《老子》已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①儒、道文化的发展，为佛教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隋唐佛教中，有五宗发源于终南山，而不同佛家宗派，颇注意吸收儒、道文化成果，或以儒学阐释佛宗，或以道学阐释佛学，加速了佛教中国化以及儒释道三教的互通和合。但是，无论帝王本人如何崇道或者崇佛，当时朝廷的文化制度始终以政治化的儒学思想为核心；儒佛道三家论衡，辩论或佛先或道先，也都在当时大一统的封建制度下进行。这种以朝廷主持并干预调节的“三教论衡”，既助于消除各学派之间的武力冲突，又为塑造和巩固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终南地域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在终南山北麓的丰、镐，周公首先确立了严密的礼制，建立了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人的金字塔式的统治制度，以固定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其内容是贯彻血缘宗族原则的“亲亲”，和执行政治关系等级原则的“尊尊”。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释“礼”，主张以周礼的制度规范来约束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确立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是“仁”；同时，把先秦时期的道德伦理 “孝、德、忠、信、勇”等都纳入到“仁”的管理体系中，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因而使“仁”的管理思想融合了各种美德，成为一种完整的观念体系。孔子“仁”的管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下了始基。孔子也因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代表。

在孔子儒学建构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结构中，人、神、宗教都被规定在确定的位置上，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彼此约束牵制。其他派别或宗教信仰，要维持自身的地位，就必须适应中国已成系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思想结构。所以汉至魏晋，佛教东传，从帝王到民间，虽顶礼膜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面貌。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虽溯源于远古，启蒙于宗周，却成熟在汉代的终南山。汉武帝时，重用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经学家，通过吸收、包容法、道、阴阳各家所长，巩固和发扬孔子儒学中的血缘基础、心理原则、入世精神、实用理性、中庸思想等基本精神，使儒家理论更加强大完整。加之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推崇和社会文化政策保障，如尊儒学、倡孝道、重宗法等，儒家“仁学”思想真正具体地落实下来。儒家伦理纲常日益深入到社会各层，并在民众心理、性格上打上了烙印，并从此不易被外来势力所动摇（李泽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181页）。因此，终南山地带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发源地和传播地。

民间的生产方式

终南山地处中国的南北天然分界线，生活在南北两麓的当地民众实行的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终南山南麓的游耕生产，与北麓平原定居的农耕生产，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

在耕作方式上。农耕是精耕细作，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严格遵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长产流程，按时播种、施肥、灌溉、锄草等，形成固定性、循环性与务实性的生产方式。这种民间的生产流程和方式，从宗周至现今，周而复始，从没发生过变化。而游耕，则是刀耕、火种和水耨，在一块土地上刀耕火种二三年，再游徙到新的土地上开始新一轮的生产。“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施肥则是“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下，终南北麓人保守、固定、务实，推崇儒学思想；终南南麓人灵活、开放、自由，信奉道家、墨家思想；终南山很容易地兼容了儒释道思想和文化。

在生活方式上。关中终南山北麓，自古就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也是周文化的植根之地。终南一带民众，历代人都安土重迁，聚族而居，并吸取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合理成分，确立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思想观念，建立起秩序井然的村社组织。“有城廓可守，墟市可利，田土可耕，赋税可納，婚姻仕进可荣”（王夫子：《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在日常往来中，终南人礼尚往来，婚丧嫁娶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人与人之间既保持浓密亲情，又讲究“亲戚远离乡，邻居高打墙”。这一切，看似有些矛盾，实质上正是周人“郁郁乎文哉”的礼制与亲人“与子同仇”的法制的融合。②而游耕民族则“迁徙无常，村落聚散无定”（《蓝山县图志·礼俗》卷十四），南麓商洛、安康山区三五户人家散居在山沟一角，遇到麦收时节，成群结队，到关中割麦挣钱，然后再赶回老家。由于开发较晚，直至战国中后期，还依然“信巫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辞章句·九歌序》），保留着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③因而，终南山南麓道教盛行，佛教庙宇也遍及整个终南山，彰显着终南两麓人对超验世界的精神追求。

民众的为人处世

根据史料记载，唐宋以来关中终南地带的民间家庭一般都严守儒家“礼教”，如祭祖、忠孝等；信奉佛教的因果、轮回、慈悲等观念；履行道教的养生、斋蘸、调息等道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共同影响着终南人的出世之道。很多文人学者为人处世依据“礼教”，但个人信仰却是佛教，如唐朝的王维、白居易、宋朝的三苏。王维入朝为官同时，用所得俸禄在终南北麓买得蓝田辋川别墅，焚香弹琴，以禅诵为事；在终南山中与道友裴迪焚香论道，浮舟往来。王维在终南山中亦官亦隐的人生状态，将士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将儒家之进取与佛道之隐退完美结合。④同样在终南山，李白追求的是道教的自由洒脱，白居易则受佛教影响颇深，“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诗人杜甫则一生信奉儒家经典。

宋朝理学兴起，以“出入佛老，反诸六经”为指南，一些大儒理论上排斥佛道，但个人仍与道佛交往，并尊重或爱好佛道的修心、养生。如周敦颐曾受寿涯禅师“有物先天地”之偈，尝称其妙心得之于黄龙慧南禅师。理学大师朱熹与和尚、道士多有交往，据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中说，朱熹年轻时受学于大慧宗宗杲，赴考时其框中唯《大慧宗杲禅师语录》，尝与大慧讨论“礼仪之义，便是仁义之义”，颇有同见。朱子同时又向往道教内丹术，并著有道教丹书《周易参同契考异》（陈荣捷：《朱子新探索》，第38页、第641页、第647页），其一生与和尚、道士的交往、唱和，是宋明理学大家最多者之一。宋代“关学”创始人张载在终南山麓洪渠书院聚徒昌儒，潜心研读经书，成为一代理学大师，其著作被明清两代政府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这些终南士人的行为方式与处事方法等，从另一个层面凸显终南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使终南文化既蕴含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仕宦文化，又内含佛道“穷则独善其身”的隐逸文化。

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评议：“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转自刘谧：《三教平心论》卷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终南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在对立、矛盾与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但又和而不同，大约从西汉开始至隋唐，华夏民族在终南山地带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互补和合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